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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琳娜博士“王阳明与宋明理学生死观之转向”讲座回顾

发布者:孙寅发布时间:2018-05-10浏览次数:183

    201859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刘琳娜博士在哲学系314会议室做了“王阳明与宋明理学生死观之转向”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是第二届南京大学“青年学者前沿论坛”的院系分论坛活动,由哲学系助理研究员邵佳德主持,赖永海、李承贵、尚荣等老师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参加讲座。



在讲座中,刘琳娜博士首先提出中国哲学的特质是重视人的身心修养和生命境界,而生死观与人的生命关怀息息相关。一般认为儒家较少讨论生死观的问题,那么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呢?

    刘博士梳理了宋明生死观转变的思想背景,从先秦儒家传统的“论生不论死”之理念,到宋代理学家的生死论述。宋代理学家的生死论述可被概括为“重生轻死”和“随气聚散”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重生轻死,比如张载:“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程颢:“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宋儒一般主张不需要将死生“当做一个道理求”,故此没有纳入学术体系之中。第二种是“随气聚散”,程朱用气的观念来理解生命现象的根源,重在解释生命的运行过程,并未试图解答如何面对生死的问题,“此等处且莫要理会”。张载认为即便个体有存亡变化,但是气却是永恒存在,“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又说:“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之而已。”但是不论是注重生活、以人伦义务为基础的道德生死观,还是以气论为基础的生死观,宋代理学家的论述虽然更为丰富,但是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生死观的范围,也未能很好地响应佛道的挑战。


时至明代,皇权空前强化,士人有着普遍的生存焦虑,儒学是否可能发展出有效的生死学说,在患难之中安顿个体生命,成为明代儒者重要的思想关怀。而儒学生死观从宋到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王阳明的生死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明早期陈白沙“以自然为本”的生死观接近于道家,而王阳明的生死观则以“良知”为宗,在龙场悟道的真实体验中建立了以心性超越为基础的儒家生死观,改变了过去罕言生死的传统。龙场悟道是王阳明生命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学术界一般“以理解悟”,认为王阳明悟到的是格物致知之理、心即理。余英时认为阳明在龙场所思虑的不是“格物致知”等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又切身的人生问题,龙场悟道是“退隐”之意。而刘博士提出,龙场居夷处困时阳明的根本困扰只在于“生死一念”,龙场悟道的真正关键词应该是“生死突破”。

    刘博士进而划分了王阳明生死观的三个时期,早期习道教长生之术,中期归本儒学,后期以“良知”为其生死观之概括。良知说的建立源于切身的生命体悟,同时也是阳明在逆境中藉以超越生死的思想依据,“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进而刘博士对文本做出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良知既有道德义,又有超越义。良知作为一超越性的心体,其绝对性与普遍性是赖以超越生死的主要依据。良知了生死的基本思路,是以性命心体的无限性为依归,实现永恒之存在的路径。了生死的工夫,强调“当下反本”的思维,为实现此世成圣提供了可能性。每一个生命的个体生命自身,均能展现整体的无限的价值,人不需以肉体的永生或者死后世界的依存来实现不朽,而只要把握到良知,生命当下就能获得无限。“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超越工夫只是返本,即瞬间即永恒。

最后,刘博士分析了王阳明“良知了生死”生死观的独特性,可以看到其与佛教、宋儒、陈白沙以及传统“三不朽”观念的差别,阳明生死观是以心性体认为基础的超越式儒家生死观,这种基于道德又超越道德、融通佛道又归本于儒的新型态生死观,对于推动宋明理学生死观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王阳明的以良知为核心的生死观,在追求心性超越的基础上不失儒家性格,为因应特定时代的思想需求、探索儒学生死观发展的新方向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交流环节中,赖永海老师肯定了讲座的思路和深刻性,进而提出是“良知了生死”还是“致良知了生死”的问题,是体还是用,抑或即体即用。李承贵老师肯定了讲座的表达和文献的梳理工夫,提出生死观转变的标准、如何理解阳明万物一体等问题。其他师生就如何看待魏晋时期生死观等问题与刘博士展开交流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