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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彰: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七七级

发布者:孙寅发布时间:2017-06-12浏览次数:11

   19783月,我告别扬州师范学校,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这一跨越,得益于那场不同寻常的考试。

    这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第二次恢复工作后对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从而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命运。

    那时我已没有半点上大学的奢望。一个农民子弟,因邓小平同志1973年第一次恢复工作后把招生制度由上一年的全部推荐改为推荐加考试,而有机会跳出“农门”,进了扬州师范学校学英语,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已经相当幸运了。没有想到突然传来了高校通过考试招生的消息,于是抓住机遇报了名。

    文革”几年大学停办,积压了不少人才,考试异常激烈。但我自信:能跟我竞争英语的不会很多。果然,在扬州地区组织的初试中,百分制的英语成绩我得99分,据说全地区第一,顺利进入全省组织的复试。复试自我感觉更好。但招生办通知我:改报专业,我已超过21周岁的英语专业录取年龄。再报专业,当然就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了。留校任教3年,前两年教政治经济学,后一年教哲学,都是边学边教。每个考生可以填报3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二志愿,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三志愿,有人提醒说,填个差一点的学校吧,不要全砸了。我横下一条心:要上,就上名牌大学——第三志愿:南京大学哲学系。

    本来,按我的成绩,实现第一志愿是可以的。可是,招生规矩的细节还没有立起来,南京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把全省的高分考生,尽情要了个够,而不管他()报的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于是,我便进入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时间:19783月,年龄25岁,从而开始了我人生的哲学之旅。

    我班第一批同学52人,可能有一半左右并未“志愿”,有人入学便想转系。我毕竟属于“志愿” 者,加上我的随遇而安性格,便一头扎进了哲学。除了按时听课,还加码读书,读马恩列斯毛,读康德黑格尔。老师的讲课和课外的研读,首先引导我进入了知识的殿堂,方知我此前对哲学的了解多么浅薄;其次渐渐培养起了我的批判的头脑,书上印的、报上登的,不再都是无庸置疑的真理了。我开始琢磨问题,设定未来的主攻方向,充分利用我的英语特长。新生英语摸底测验,我只错了一点,即把Play的现在分词写成了Playying,又获99分,老师据此免了我的大学英语课。在1979年南京大学首届学生公共英语竟赛中,我又轻取冠军。接着教务处安排我兼任本科生公共英语课教师,既解学校英语教师紧缺之围,又算是勤工俭学,每课时1元人民币,缓解了我的经济窘境。这样,我选择了西方哲学史作为主攻方向,这就是我的最早的几篇学术论文都是西方哲学史的缘故。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是我生平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然也是我正式发表的哲学处女作。在此之前,我写过几篇短论,现在留有底稿的,一篇叫《真理没有阶级性》,是和同学们争论的产物,稿上注有“1978.11,初稿”字样,即入学后8个月写的。“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本来是学术界五、六十年代讨论过的老问题,但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革”的思想专制主义,使任何人都不敢重提这场争论。“四人帮”粉碎后,学术界日渐活跃起来,被“文革”耽误、压抑了10多年的学者们,如同欧洲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那样精神焕发,扬眉吐气,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几乎所有以前讨论过的问题都又被重新提起,例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否起决定作用”,“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我们虽说还没有什么理论功底,但都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卷进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宿舍变成了课堂,同学变成了争论对手,每天晚自习后从各个教室回到寝室必要争论一番,常常面红耳赤,争吵声传向窗外、传入走道,如同时下某些大学生宿舍飘出的流行音乐一样热闹。正是这种互不相让的争论使我们的读书有一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味道,思想观点、研究方法逐渐成熟起来。

    正当“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讨论深入展开之际,有两位学者在《国内哲学动态》杂志1980年第4期发表文章,说“真理有无阶级性”的命题不能成立,言下之意,学术界讨论了一个不该讨论的问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随即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真理有无阶级性”这个命题无可非议》。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幼稚可笑,但起了练脑练笔的作用。

    确定西方哲学史的主攻方向后,我便开始读史搞研究。好在我有时间,因为我没有英语课的负担,其他课程学得也较轻松。在我国传统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上,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一直作为“折衷主义”、“阶级调和论”而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我却发现,“中庸”是讲人类行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例如,在他看来,过分勇敢是鲁莽,太缺乏勇气为怯懦,两者中间才是勇敢,是美德;花钱过度是挥霍,过分小气为吝啬,介于二者之间的才是节俭。这实际上要求人们的行为不可走极端,而应保持适度状态。于是我认定,亚氏的“中庸”是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的“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与“折衷”、“调和”不能等同。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一文写得很苦,前后历经数月之久,既受理论功底、研究能力的制约,又受身体状况的影响。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正值发育的我,每天几乎在饥饿中度过,饿得面黄肌瘦,没精打睬,偏偏小嘴巴又缺乏适应能力,每当母亲把见不着几个米粒的杂菜稀饭端到面前,我就泪流满面,不肯张口,差点一命归西。高中住校时,每餐二分钱菜汤就饭,学生作《十六字令》云:“汤,几片黄叶漂在上,二分钱,打了半茶缸。”进入大学后,晚自习到9点便饥肠辘辘,熬到十一、二点方肯就寝,次日又早早起床,依旧饥肠辘辘,跑步锻炼,朗读英语,然后才进食堂早餐。天天如此,周而复始。于是,1980624日凌晨,胃十二脂肠球部溃疡急性穿孔。救护车呼啸着驶进省工人医院,透视、验血、进手术室……术后恰逢暑假,算是休息。91日准时返校上课。刀伤未愈,身体虚弱,无法久坐,每天上午4节课,勉强坐上两节。其余学习时间,以床为伴,身上盖条床单,躺着看书,同学笑称我为“睡美人”。中晚两餐,食堂米饭太硬,便以煤油炉煮鸡蛋面条度日。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就开始于此时。写作时,写几行,躺一阵,刀口不适加身体虚弱,如此折腾,犹如玩命。我已无法说清当时的动因。我只记得,当刀口拆线出院返校被人搀扶着弯着腰捂着胸艰难地散步时,看到篮球场上同学们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跑跳抢拦投,我惊羡不已,似乎突然间明白了生命的可贵与价值:一切都无所谓了,只求我能恢复如初。怎么稍稍像个人样就不顾一切了呢?

文章写成后,西方哲学史老师戴文麟教授充分肯定,热情指点我两度修改,然后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蒋广学教授,又经指点修改,最后发表于该学报1981年第3期。我终于开始了发表论文的历史!兴奋,激动,远远甚于我后来出版专著。论文发表后,《新华文摘》1982年第1期转载,接着,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复印发行。开门大吉,我喜不自胜。

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做学士学位论文。我选择谢林哲学作为研究课题。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但国内关于他的研究少得可怜,解放前有2━3篇文章,解放后也大致如此。由谢林之子于1856——1861年编辑出版的《谢林全集》整整14卷,而译成中文的只有《先验唯心论体系》一本。我国学术界对谢林的冷落与对康德、黑格尔的热情显出巨大的反差。哲学史研究可以作出成绩的有两类:一是开拓,别人没有研究的你来搞,可以填补空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二是深化,别人已有研究的,你可以从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高度去掘进。我决意作第一类研究,立志未来成为国内谢林研究的专家权威。我写信向《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梁志学研究员求教。他立即回信:“如果你想在德国哲学方面从事教研工作,我认为现在开始学习德语也为时不晚。如果想写毕业论文,我觉得似乎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第一,把题目选在能看到必要资料的程度或范围,譬如选‘谢林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思想的比较’。(《先验唯心论体系》第二章有足够的材料,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有中译本),‘谢林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比较’(《先验唯心论体系》第四章有足够的材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中译本);……第三,发挥我们所长,不以占有资料取胜,而以理论分析取胜”。

    根据这些很有价值的意见,我开始了读书、搜集资料和研究。论文指导教师为黑格尔哲学专家朱亮教授。论文初稿《谢林辩证法思想初探》于19811124日完成,整整3万字。梁志学阅后来信肯定我“所作的述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要求我改动一遍,“突出自己的看法,并在文字表达方面多下功夫”。朱亮要求我以论文中的“矛盾学说”部分为主体,适当扩充深化成12000字左右的文章,作为毕业论文,余待日后再论。根据两位老师的指导,论文于1982110日最后改定,题目是《谢林矛盾学说初探》,11500字。我以此获得哲学学士学位。此文后经梁志学老师进一步指导,我又修改两次,最后由他推荐,发表在《外国哲学》第4辑,商务印务馆19839月出版。

此后我又继续作了一段谢林哲学的研究,直到考上博士研究生才中止。发表的论文有:《谢林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译文有:《谢林的自然哲学》、《青年谢林和康德》。198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德生教授主编《西方古典哲学名著菁要》,知悉我研究谢林,约我撰写《先验唯心论体系》提要。我按约完成,但不知怎的,时隔8年,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差不多已成为国内对谢林哲学研究得最多的人之一了,我相信继续搞下去,会有建树。然而,我的研究兴趣后来发生了变化,这里不表。对我来说,谢林哲学之晦涩难啃,超过康德、黑格尔,因为它基本上是一块新开垦的处女地。

19822月,我和同学们一样,带着南京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哲学学士学位证书,告别南京大学,走上了新的岗位。(本文作者:周文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