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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之后——后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和理论逻辑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4-11-14浏览次数:161

张一兵教授数次强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重新界划,并提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终结之后,存在着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诸种异质性的逻辑思路。这种界划开拓了全新的论域,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一种在理论上值得重视的现象却被排除在这种视角之外了,这便是“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由于后马克思主义 明确地内含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这个问题,它作为一种政治冲动贯穿 于第二国际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并且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文化霸权与社 会主义战略》的公开出版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理论的重要主题,在我 看来这对于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特征是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本文的主 要任务是简单地在学理上勾勒出这一理论倾向的概况,从一个侧面扩大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讨论域,以期进一步推动张一兵教授上述理论界划的深入。

第一,后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张一兵教授从现代性之历史逻辑和马克思理论 在当代西方的逻辑转换这个角度,提出并界定了后马克思思潮。这种思潮正如鲍德里亚 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假设了马克思与现代性的一致性,而同时肯定了工业文明 的逻辑崩溃,因此当它们在理论上提出了对工业文明的彻底拒斥之际,同时也宣告了马 克思的非法性,这便产生了拒斥马克思的生产力逻辑和否定人的解放可能性的理论立场 。毫无疑问,这一理论的逻辑思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的批判有关。但是复杂的 是,由这一逻辑演化出来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话语,除了上述严格的后马克思思潮外 ,还存在着一些难以归类的理论姿态,后马克思主义便是如此。从理论特征上看,它与 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拒斥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历史进步、 生产力、阶级斗争和革命),但在采取与后现代一致的理论立场(如差异、生活政治等) 同时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体解放立场来批判后现代主义,因此以更为现实的姿态支持社会运动,声张激进民主规划,从而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抱负。上述特征当然受到了现代 性批判逻辑的直接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与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更为 紧密的关联,因此,社会主义(或者更严格地说“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仅是后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出场的战略也是它的中心 议程。所以,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出现问题(50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批 判)和失败(90年代前苏东的倒台)的理论反映,在整个70年代西方左派转型背景下,虽 然它们也十分注意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并要求与马克思进行对话,但在总体上并非是 现代性批判逻辑逆转的直接结果,这一问题在后马克思主义中的出现,是因为在寻求新 的政治战略中它不能回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及其后的后马克思思潮,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甚至马克思本人置 为自身对话的对象。但与张一兵教授所言的“后马克思思潮”不同的是,这些自称的“ 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开创一条新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而且强烈地表 达出一种对资本主义替代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他们认为这个规划是马克思所开创的, 又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中被压抑的,故而他们自身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便 直接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规划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

第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征和问题域。“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个术语由来已久,在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中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中已经有人使用,但是这个术语的使用一直存在着歧义,如吉登斯用之广泛地指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此意贴近麦克莱伦的“Marxism after Marx”,而丹尼尔·贝尔则用它指认秉承马克思学说的某一方面而又与马克思本人进行对话的一类学者,并使之具有“修正主义”理 论姿态。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是由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出版的《文 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所激发的,在这一文献中,她们不仅直接强调用文化霸权问题 来重新设置当代左派的理论基础(这也意味着告别阶级斗争),而且直接提出在马克思主 义之后的知识规划问题。[1]因此,一方面,她们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 义”圈子,另一方面打开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思路。正是这一原因,一贯关注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左派理论动向的《新左派评论》在1987年作出了反应,在其第163期上 发表了诺曼·吉拉斯的“后—马克思主义”长文,从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 并基于6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失败所带来的左派失望这一现实语境,对拉克劳等人进行了 批评。而拉克劳和墨菲在同年以“无需辩白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回应了这种批评,从 而推动后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学术讨论的高潮。但是客观上,这一争论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相反,它助长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的兴起,加之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全面侵入 ,特别是福柯、拉康、利奥塔、鲍德里亚等这些对20世纪后期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家在 某种意义上都直接借助了马克思,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似乎一下子成为某种时尚。在此, 我们强调的是,今天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标识出来的一些新近理论家与拉克劳 和墨菲的立场可能并不一致,后马克思主义现象并不仅局限于哲学领域,它已经在政治 经济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哲学、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诸领域形成纷繁复杂的理论 表现。正因为此,它才成为一个问题。我认为,这种景观与他们的政治冲动具有直接的 关系。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望并没有拒斥公正的理想 ,而是转而审视社会主义理论的缺失,即被经典理论忽视的女性、第三世界、文化霸权 等问题;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使他们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的变化,如生产方式中发生的 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新型技术带来的空间构型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后 现代化。正是在这种理论姿态中,他们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激进话语(如女性主义)保 持了一种切线关系,并从多个层次和方面汇入了世界体系、精神分析、激进政治经济学 等方面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新社会运动对于它有着独特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后马 克思主义”除了十分明确的巴利·辛德斯、保罗·赫斯特的经济学理论和拉克劳、墨菲 的文化霸权战略、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外,凯瑟琳·吉布森和朱莉·格雷汉姆的 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法国的调节学派(阿兰·利皮茨等人)的经济学研究,甚至在人文 地理学中都产生了独特的“后马克思主义”(如卡斯特)等等。在学理上,对这些不同质 的理论研究将会带来对资本主义的全新理解,也会加深对当代左派所面临的激进形势和 他们的多元选择的理解,但也带来了对这些具有内在张力的理论话语判断的困难。(注 :正是这一特征,在既有的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研究中,不少学者都强调了后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任意性和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特征的拒斥和歪曲,但也 肯定了它的某些洞见具有启发性意义。参阅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 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吗?”张明仓译,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这也许 和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含义的含混性相关,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 在当前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知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前者的重点是 “后”,故而意味着对马克思的拒绝,就如中文语境的“过时”之说;后者的重点是“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形式上直接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但也保留了其马克思主 义的文化底蕴。[2](p.1)西姆显然关注的是后者,而张一兵教授定义的后马克思思潮则 倾向于前者。这两种方式似乎都保证了边界的确定性。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这 个术语的含糊性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暧昧性是一致的,我们不能从这个术语出发来直 接判定它所标识的学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必须深入一个理论家的内部来研究他的 理论的实际指向和具体任务。我认为,这是张一兵教授反复强调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文本进行深度耕犁的理论意义所在。但无论如何,在总体上,由“后马克思主义”所 圈定的一群理论家都直接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补充”和“发展”姿态, 如吉布森和柯雷汉姆要求解除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话语的婚姻。在这一点上,我倾向 于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视为某种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民主的知识分子立场,它在话语 形式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某种直觉和散漫的形式,而压抑了它的核心——生产力、阶 级和革命等。这样,这种观察视角能够作为张一兵教授关于“后马克思思潮”定位的某 种补充。这些思潮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虽然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的局 限性上,但他们也都认为,新的知识规划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定点爆破所形成的, 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外部引入的。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规划及其理论逻辑。我们都知道,关于马克思的理论,撇开其深层的哲学逻辑,如实践立场等,被人们广泛注视的是生产力、阶级斗争和革命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构成解释历史的基础,也是推动现实革命化的理论依据。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的怀疑必然会在这些问题上体现出来。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实行内在的爆破,由此产生的则是生态、女性(种族、少数等)和民主主义话语的复杂结合体。产生这种爆破的原因,在理论逻辑上,我们可以直接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中看到,从卢卡奇直接提出“生产力的奴役”问题,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和理性的质疑,以及马尔库塞等人积极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和方式的努力,后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幽灵”的再现,只不过在理论形式上更为直率罢了。上述问题的政治背景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名誉扫地,60年代激进运动的失败,第三世界的崛起,生态危机的出现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等。概括为一句话,当后马克思主义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不再能够作为一种与自由主义对抗的完备性学说,他们便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姿态,承认解放价值的不完备性,放弃占据中心地位的企图。但是它并没有如后马克思思潮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激进化为一种与一切既存秩序都不相容的弥赛亚主义和批判精神,而是保留了解放规划,把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剩余物的生态、女权、种族、第三世界等等立场抬到理论的中心位置。应该说,在这些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涉及到的点上,他们 确实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理论成果,揭示了现代社会个人如何在文化、休闲、生病、教育 、性甚至死亡中遭受资本主义统治的(拉克劳),强调了重新审视对资本主义文化斗争的 重要性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倾听非资本主义声音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将看到两个问题 :(1)由于上述方面几乎都是个别的和特殊的方面,诚如后现代在否定本质主义、普遍 主义和宏大叙事带来的理论普遍性的危机,如何把这些小零钱兑成大钞票,即取得对资 本主义总体替代的胜利,这对于这些激进主义政治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正是在这 些问题上,它受到了其他左派学者的挑战和质疑。(2)由于上述方面在当代资本主义条 件下不是作为例外出现的,相反,它们甚至就是资本主义自身试图解决的问题,例如同 性恋问题、女性权利问题、国际贸易的平等性、地方的多样性、生态危机等等,因此, 在否定马克思的时空前提背景下,如何防止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共谋,这个问题也是 十分严峻的。而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普遍看好的激进民主本身即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左 派版本。

从前面的讨论看,我倾向于把后马克思思潮视为马克思之后的直接以否定工业文明为逻辑起点的哲学话语,这种话语本身把马克思视为靶子,并且在根本上也拒斥了“主义”立场;而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它的竞争对象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基本立场也是从肯定马克思的局限或错误出发的,但是它保留了马克思主义之解放政治规划的特征并且也积极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汲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源,因此它仍然是一种主义的,即具有直接的政治取向。这也是我强调从现实逻辑来观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变化的基本原因。通过这一路径,我们将会面临如下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转换(即主题变化和形式创新)过程中,理论逻辑的颠覆除问题式的结构断裂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存在其他的路径,那么这些路径对于表达形式又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在历史上全新的话语来说,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直接影响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逻辑,如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作为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的分野、作为指南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等等。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都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现实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制度实践以及西方左派运动等现实问题直接相关。反过来,这也说明我们在观察西方左派话语变化时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实际变化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判断。


【参考文献】
[1]拉克劳,墨菲.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
[2]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M].London:Routledg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