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南京大学哲学系1977级系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社会风险研究基地主任，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教学委员会主任等职。获包括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在内的多项科研奖励，以及包括全国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内的多项教学奖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指导的学生中已有6人成长为“长江学者”。
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新生，我于1978年2月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1月毕业后留系任教，1986年担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工作，1988年和同班同学宋林飞一起受命组建社会学系而离开，在哲学系整整待了10年。这10年，在南大哲学系百年历史上至关重要，是改革开放的头10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10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成长进步最快的10年，人生命运转折的10年，也是充满激情和梦想的10年。这10年中的人和事，恩师、学友、同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中，伴随我终身。
（1978年2月，1977级新生在上课）
在这10年间，南大哲学系以许多“第一”、“唯一”而名垂史册：名列“第一中的第一”“唯一中的唯一”的，无疑是胡福明老师作为原作者的宏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的公开发表揭开了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序幕，无愧于40年后获得国家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硕士生宋龙祥以“马丁”署名发表《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南大新学科、新院系的“孵化器”，哲学系先后“生”出了经济学系、法律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现在分别发展为商学院、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院；负责全校文科发展规划与管理的社会科学处，刚刚成立时只有3个人——韩新民、周爱群和我，竟然都是毕业于哲学系；经当时在解放军第1军第2师服役的同班同学薛国友的牵线搭桥，哲学系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军营大专班”，为军队培养高层次人才，此举得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教委的肯定和推广；以本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为依托，主办全国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导师研讨会，开启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培养层次的交流机制；由本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牵头，在太湖之滨举办了全国首届哲学青年学者论坛；本系在读本科生最早呼出“今日我以南大为荣，明日南大以我为荣”的口号，这条标语至今都是南大校园内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当时的南大哲学系学科分布整齐、师资队伍强大，在国内名列前茅。但凡中国的哲学学科，都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大主体，南大哲学系有胡福明、孙伯鍨、李华钰、刘林元领衔的马哲，孙叔平、王友三、李书友、闫韬领衔的中哲，夏基松、朱亮、戴文麟领衔的西哲；还有林德宏领衔的科技哲学，郭广银领衔的伦理学，以及拥有郁慕镛、李志才、李廉三大教授的逻辑学。哲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专业，当时仅缺宗教学，有关宗教学的课程还是聘请中国哲学老师和金陵神学院的老师讲授。待到我离开哲学系时，也建起了宗教学专业，在赖永海以及我同班同学洪修平的带领下，宗教学专业也发展得风生水起。
我们当时在校读书，最幸福之处就在于得到了众多名师的教诲和指点。由于高考停招12年，我们进校后所有的老师都很高兴，有名气的或有潜力的老师都抢着到第一线给我们上课，上述系里的这些名师都是我们的主讲老师，我们的所有专业主干课都是由这些名师执教，这是我们77级、78级同学的福气。77级、78级的同学在最渴求知识、最适合读书的年龄段，大多上山下乡，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现在遇见这么多名师，在校系两级图书馆（资料室）里看到这么多名著，那股相见恨晚、如饥似渴的样子可想而知。即使是星期天，许多同学也是灌上一瓶开水、揣着两个馒头，就在学校图书馆里泡上一整天。《资本论》《哲学笔记》反复精读，《论语》《道德经》了然于胸，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也都硬啃了下来。加上77级、78级的同学之前在社会上多经磨练，写文章的功底和对社会的了解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强得多，所以这两届学生中成才率特别高。联想到当年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竟然还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大师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当时南大哲学系的师生们身体力行，近乎达到了圣人理想的这一境界。
（1978年，系总支副书记、副主任、班主任胡福明给77级学生授课）
在所有恩师中，对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当数胡福明老师和孙伯鍨老师，我将终生以他们为楷模。胡老师给我的最大教诲就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学习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研究问题则旨在推动社会进步，即务实求真，学以致用。我毕业后先是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1988年，根据学校的需要改行社会学，协助宋林飞建立、发展社会学专业；1998年，国家增设公共管理学科及下属的社会保障专业，还是根据学校的需要，领衔拉起了社会保障专业，从硕士培养到博士培养，最后再补齐本科教育；2007年，为了寻求公共管理学科新的增长点，又牵头研究起应急管理，在博士培养层次自设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专业，现在已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首批应急管理专业试办单位。每次转行都要从头开始，从个人层面来讲当然会有损失；我之所以会这样做，离不开胡老师“学以致用”教诲的激励，转行前行的动力是学校布局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转行前行的逻辑是沿着与实际联系越来越紧密、和人民需要越来越贴近的道路进行探索。孙先生给我的榜样则是“坐冷板凳，搞真学问”，不逐个人名利，但求学术发展。孙先生上课时经常把他的最新研究心得和创新的闪光点与学生分享，旁听他课程的别校老师将听课笔记稍加整理即以专著形式出版，我们都替孙先生打抱不平，孙先生却泰然处之。他常说，多一些人研究马克思、传播马克思主义，总是好事吧。他忠于马克思的原著思想，却不拘泥于马克思的词句结论。有一件事我记忆尤深，他在一次课上讲：“我们不能从原则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当今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这是马克思的研究结论；后来恩格斯根据考古学、人类学的最新成果，提出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实事求是的。那么将来是否会有可能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呢？对此完全可以探索，我深信会有这么一天的。”在孙先生榜样力量的鼓舞下，我自己在治学中也力求坚持钻研原著经典与消化最新成果并重，带学生重于自己出成果，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有新意但还不够成熟的见解及时地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迄今为止，我指导的学生中已有6人成长为“长江学者”（含2名“****”）。
我们在南大哲学系就读还得益于强调知识面、突出方法论的“通识教育”。如毛泽东所说，自然科学是关于生产实践的经验结晶，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实践的经验结晶，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既如此，如果没有广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科学素养，是难以学好哲学的，更遑论融会贯通了。南大哲学系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南京大学学科齐全、师资雄厚。为增强科学素养，我们修学了数、理、化、天、地、生，领略了莫绍揆先生、黄克谅教授等名师的教诲，更得到本系林德宏教授关于科学史研究的真传；为扩展历史与社会科学知识面，我们修学了中国古代史（洪焕椿教授主讲）和近现代史（茅家琦先生领衔）、世界史（张树栋教授主讲）以及经济学（姚诚教授领衔）、人口学（马淑鸾教授担纲）等等课程。可以说，这样广博的知识课程体系是空前绝后的。当然，对各门学科的细节了解并非我们的强项，但对各门学科的宏观把握、方法论理解以及相互间的区别联系，特别是科学发现的逻辑，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这就可以解释上述哲学系为何“孵化”出那么多的文科院系，也可以解释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不仅是南大，而且更多的学校，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学哲学者，后来转行的成功率都比较高。这都是因为知识面广、方法论训练卓有成效。
（胡福明老师寄语77级学生）
当然，我在哲学系的这10年间也经历了一些憾事。读大一时，学校曾对我班同学翁某拟给予开除处分，因情况不明、偏听当事人一面之词，我班很多同学与匡亚明校长正面冲突交锋，我也积极参与其中，惹得匡校长很恼火、胡老师很尴尬，事后证明我们有错，至今仍深感对不住匡校长。两位同班同学，一个是来自解放军南京高级步校、时任南大学生会主席的万圣荣，一个是才华横溢、毕业之际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上发文章的吴晓农，都因多年积劳成疾，在毕业后半年内相继离世，未能发挥出更多的光和热，甚是可惜。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界泰斗、当时落难在哲学系的孙本文先生，在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要“重建社会学”的前夕仙逝，终究没有能看到他所钟爱并做出奠基性贡献的社会学在祖国大地上重生，人生之憾，莫大于此。现在，南大社会学院大厅里安放着孙先生铜像，以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的社会学科建设成就，告慰孙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