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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建构”学术会议 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

发布者:辛香英发布时间:2021-12-20浏览次数:11


2021124日上午,“方法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建构”学术会议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会议邀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作致辞和主旨发言,来自南京地区各高校的青年学者共济一堂,会议召集人代玉民老师主持会议。

李承贵教授首先致辞和主旨发言,他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需要关注的三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天花板现象”。李承贵教授指出,所谓“天花板现象”,就是指中国哲学的作品,往往在末尾注明《诗》曰、《书》曰、子曰之类,也就是说,作品谈论的半天,最后还是归到《诗》、《书》、孔子,这就意味着作品中思想观念没有超出《诗》或《书》或孔子的思想。这样,经书或孔子就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天花板。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于此,现在是开始检讨的时候了。其次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资源循环引用”现象。李承贵教授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阴阳”“五行”等概念,自先秦诸子到晚清颜元、戴震,无不用这些概念解释人生、社会、历史现象,并以其建构哲学学说,但“气”“五行”“阴阳”等概念本身是否值得怀疑?如果我们的哲学理论是以不可靠的概念、命题作为基础,那么我们是否要重新思考一下建构我们哲学的资源问题?最后则是关于中国哲学中的“本体”问题。李承贵教授指出,中国哲学中很多学派都有自己的“本体”,如“理学”中的“理”、“心学”中的“心”,“气学”中的“气”。同时,很多学者也都承认多个“本体”的存在。那么,这种“本体”多元现象会对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内部造成怎样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会议主题是“方法论与中国哲学研究”,参会者们就这个主题发表了精彩的看法。南京林业大学的韩立坤老师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中的方法论问题。韩立坤老师指出,20世纪之后,中国哲学在实现自身的体系化建构、哲学化的转向过程当中,实际上存在着这种两种路径。首先是西方哲学的建构方式,例如哲学语言和哲学命题,主要代表是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这一派,他们更关注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是如何建构和使用的。另一个传统则以梁漱溟为代表,这一批学者还始终将中国学术的传统方法视为儒学现代化或者现代转型的主要方法,即直接法。而在这一阵营中,还可以继续划分。韩老师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100多年的过程当中,甚至可以说无方法就无哲学,或者说无方法就无中国哲学,因为这种方法的意识是很明显的。从严复的科学方法,再到到梁漱溟试图对抗科学方法,重新使中国本土直觉方法作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一个前提,方法论上的分化是非常清晰的,也可以说如果离开了这种自觉的方法意识的话,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哲学。

南京大学谭笑介绍了自己将概念史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思想领域研究中的心得。谭笑首先介绍了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他指出,在二战以后,德国的学界有两种概念史研究,一种是哲学的概念,另一种是政治社会的概念。所谓政治社会的概念是指的是一个社会时期以内所

涉当时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在这一研究中,同样的词汇会有不同的意涵。德国的政治概念史研究认为在政治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这个概念也会随之变迁。最开始的德国的概念史服务于社会史研究。谭笑继续指出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概念史可能对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的早期哲学先秦哲学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在对一个哲学概念的历史纵向观察和横向不同学派比较之外,政治社会的概念是一个更加坚实的诠释的基础。针对大量的,不够严谨的材料,如果采用概念史的方法,可以去考察他们中间是否有一种共同的语义,以及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如何紧密联系起来的。谭老师以“福”的概念为例,指出“福”从西周的经文里面就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最开始只跟祭祀囚徒有关,后来慢慢的随着西周的一个政治制度的引进,以及对于贵族个人德行的修养,把政治规范和个人德行纳入到论述里,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在《左传》和《尚书》里面所看到的一种论述结构。概念史研究作为一种诠释的基础,可以再次去考察一些比较经典的问题。

南京大学李海超谈到了自己对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和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李海超老师首先提到自己是将整个儒学当做自己的方法论的,因为这是一套自己最熟悉的话语体系。但某种程度上它是描述和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对所有问题的解决是为了儒学。同时,可以将儒家的情怀放在心中。这样摆脱历史文化的沉重的包袱以后,把它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不仅不会丧失它的源泉性的价值性的意义,反而可能真正的能够推动它的发展。李老师同时提到了自己近期的研究,指出自己重要的观点是宇宙论、本体论和境界论三种视域不能够相互还原。这就是说思想视域只能综合,不能融合。其实它们三者的本源都是分离的,但是又有交叉作为相互背景。传统认为三者能够浑然一体,可以做相互还原的某种东西,其实是三者交叉的一个焦点。李老师希望拓展儒学研究中关于心灵问题的方向。他指出,也许我们以为是反思的东西在经验的层面是不符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焦德明老师主要从功夫论角度讨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焦德明老师首先指出,如果要考虑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建构,就必须要考虑方法论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功夫论研究方法在当今中国哲学学界值得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传统思想修身层面应该可以囊括理性论、心性论。也就是说,把理性论、心性论看成是比较整体的一个功夫论当中的两个环节。同时,法国哲学家福柯也曾探讨了作为自我技术和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也许中国哲学也可以看作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就能够克服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危机。他同时提到,自己的近期研究聚焦于工夫论的系统升级和用现代伦理学研究的探讨朱子的格物穷理功夫问题。

东南大学陆永胜教授从阅读原典和论证自觉两方面讨论了方法论的问题。 陆永胜教授指出,阳明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还存在可以探讨的空间。但是对方法的使用的目的还是应该更明确。同时,陆老师强调,在方法论之外,阅读原典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阅读原典,就很难真正进入思想本身。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则是论证,真正作为一种论证的自觉时,所有的文献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方法论,例如阳明的《传习录》,可以归纳出很多方法。

南京大学陆杰峰老师则从“方法论”本身蕴含的现代性意识作了分享。陆老师指出,方法的意识就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而不是原来就已经存在的。正如陆永胜教授已经提到王阳明使用了很多方法,但却没有谈论方法本身。古代文本大多没有方法问题上的的一个自觉,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问题。方法论本身应该就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例如在西方思想史当中,近现代思想就始于一种方法的讨论:培根讲新工具,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今天如果去反思所谓的现代的问题,反对现代进行批判,或者说我们反思像中国20世纪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问题的时候,才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总的来看,方法问题就是一个现代的哲学的问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任春强老师主张在方法层面有更多角度来探讨相关问题。任老师指出,自己的研究关切是德福关系问题,一方面要研究经典历史,另外一方面研究现实。德福关系可以从哲学、政治、社会、科技角度思考,它需要一个系统性思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一种网络思维。任老师同样指出了多视角在哲学方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需要正视现代科技的强大。我们如何在面对一个科技笼罩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科技霸权,实现对人的内在心灵的一个捍卫和塑造。实际上我们对任何一个问题探讨,谈到的都是是一个合力问题。多种力量形成合力,类似佛教里面讲的因缘和合,这种思维模式是需要的。实际上,很多问题特别现当代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力量的作用的结果。反过来讲,要解决一个问题,用单一的思想和单一的路径很难解决。

晓庄学院的王军老师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做中国哲学的三点意见,同时认为真正的哲学创造已经消弭了方法。王军老师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是做中国哲学首先还是需要史学的方法,在这一层面透彻之后,再来使用分析的方法。第二是强调实践,中国哲学不能只从知识的角度讲,而是需要认真去体验。比如扪心自问,其实就是一种修养的方法,如果有了一种情感的认同之后,可能就会更容易接受理论知识。第三个是以问题为中心,所有的文献都是一种思想资源,要八方受敌,各方面去轰击它,这可能是一个哲学建构的思路。同时,王老师还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会通过模仿开始。从模仿到创造,慢慢走到最后怎么都可以,所有方法都可以抛弃了,那样的话才会真的进入一个哲学研究、哲学创造的境界。

南京大学的赵妍妍老师从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老师首先归纳了学界对中西比较哲学的两种质疑声音。首先是认为中西哲学完全不一样,无法对话。她认为这种观点不仅仅把中国哲学,而且是把西方哲学都理解成一种那种特殊主义的没有普遍性的一种东西。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哲学可能存在一个陷阱,可能是在将文化语境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和思想来进行对比来进行比。她认为这样的一种思路以提醒研究者注意到一种可能的危险。赵老师接下来提及了她认为比较有意义的几种比较路径。首先是直接性比较研究,把中国和西方的这样的两个思想传统中间相似的一些思想和概念进行比较,发掘文化中的异同点,进一步看到一些有意义的思想元素。而在间接性的比较研究中,一种可能是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诠释中国哲学,但不是停留在说把中国哲学单纯的纳入到西方哲学框架和体系里面,而是要借着这样一种过程去阐明说中国哲学里面有哪些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色,比如牟宗三先生做的用康德哲学来讲儒学,然后建构。另一种间接的比较哲学路径是用西哲的概念和框架,同时去反思这个西哲的框架到底适

适合于我们中国哲学。最后一种间接的比较的类型就是不仅仅讨论中国哲学中间有没有西方哲学这些概念,这些论题,而且要去看中国哲学有没有为解决西方哲学的这些资产资源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但是以上的研究路径可能不是要把要讨论的概念和思想作为一个整全学说的一部分,学界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质疑声音。

乔佳老师和代玉民老师则重点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的乔佳老师主要谈到自己近期研究的佛教政策相关问题。乔佳老师谈到,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制度。例如,佛教政策是如何落实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制定及变化等。在这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它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从中央到地方,有很多问题值得挖掘。

南京大学代玉民老师则分享了自己对冯友兰易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进展。代玉民老师谈到,他首先关注到冯友兰的周易哲学。冯友兰的代表性观点是将周易称为辩证的宇宙代数学,由此牵涉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焦循。焦循的数学易是周易史上的高峰,许多学者也认为他的易学研究达到了圣人之意。代老师指出,冯友兰相对焦循有两个区别,第一是冯友兰的辩证与道学消解了圣人的背景,因为他不讲这是圣人的,而是学术的。第二是冯友兰用他的逻辑分析方法,像函数一样可以带入。从焦循到冯友兰,一是传统易学到现代易学的一个转移。第二个是从数学意义到逻辑,逻辑方法恰好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建构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一案例从清代中期到20世纪有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可以作为用逻辑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建构的一个案例之一。

总之,与会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结合自己的最新研究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同时,诸多学者都认为李承贵教授提出的三个问题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值得反复思考,并融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之中。会议对南京地区中国哲学领域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闫磊供稿)